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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10月21日电 题：为何说中国主动参与塑造了全球化？

——专访西班牙汉学家、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系终身教授欧阳安

作者 陶思阅

“丝银对流”，是指在16至17世纪，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形成的丝绸和白银流动关系。

这一时期，无数商人、水手、移民按照季风和洋流的节律，乘坐大帆船，每年定期往返于中国福建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。他们在中国澳门和菲律宾马尼拉中转，将中国的丝绸、瓷器等珍品运往美洲，再带着美洲的白银回到中国。

西班牙汉学家、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系终身教授欧阳安(Manel Ollé)关注这段历史，著写了《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：16—17世纪中西交往图景中的东亚移民、贸易与文化》一书。该书揭示了亚洲国家，尤其是中国如何在贸易、文化等博弈中，主动参与塑造全球化。

欧阳安日前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，讲述这段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历史，以及他对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思考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记者：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，使商贸活动愈发活跃，亚洲尤其如此。全球贸易的“亚洲枢纽”是如何形成的？

欧阳安：当时，福建商人带着加工好的商品到菲律宾马尼拉，他们在技术、组织和商贸等方面具有较高发展水平。共同生活在马尼拉的还有日本人、印度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、意大利人，以及群岛原住民。

从中国漳州月港到菲律宾马尼拉，再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，这条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的运行，吸引着商船从亚洲港口汇聚于马尼拉，使马尼拉地区的商业网络运转活跃，全球贸易量大幅增长。

记者：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，港口众多且民众素有经商传统。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16至17世纪，福建商人在马尼拉的商贸活动。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接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
欧阳安：16世纪，福建商人利用海禁逐渐松动的机会，在马尼拉开辟出了贸易通道。虽然西班牙与明朝未能达成官方贸易协议，但这些来自福建的商人和移民，让马尼拉与中国东南沿海紧密相连。

在此之前，东亚的海上贸易多局限于区域范围。然而，明朝对白银的需求与西班牙在美洲的矿产开采意外契合，从而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改变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丝绸与瓷器迅速成为国际市场上抢手的奢侈品。福建商人不仅经商，还有部分移居马尼拉。16世纪末，西班牙人与福建商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利润丰厚。

记者：“丝银对流”这一贸易体系，对当时全球经济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
欧阳安：贵金属和奢侈品的国际贸易加剧了欧洲列强间竞争，全球化浪潮兴起。西班牙和葡萄牙渐渐丧失主导地位，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崛起的荷兰和英国。

跨文化贸易不仅关乎经济利益，更要求了解各地的文化特征，以及不同地区的消费与生产模式，同时还要尊重多样性与互补性。丝绸与白银的跨洋交易不仅推动了远洋航行，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，不同思想、信仰、技术、文学、习俗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传播。

当时，东亚季风区正进入商业发展时期。来自各地的海上商人群体在同一港口汇聚，既有竞争，也有合作。马尼拉不仅迎来中国商船，还吸引了来自东南亚、日本等地的船只。那一时期，逐利的商业逻辑往往在地缘战略考量之上。

记者：您在书中说中国现今正“回归经济中心位置”，对此如何理解？

欧阳安：18世纪，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重要地位。尽管明清时期有过闭关锁国的主张，但南方沿海省份却有活跃的贸易行为。中国在19世纪面临的危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，鸦片战争的殖民侵略是主要因素，同时也有清朝领土扩张带来的高昂成本与管理难题，以及清朝精英阶层与世界创新脱节。

我并不认同当时欧洲各方面均优于中国的论调。通过对18世纪末期中国某些省份与英国的对比研究，可以推测此时中国部分地区与欧洲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同。另外，在工业革命开始40年后，中国的棉花产量仍然较高，市场大，竞争激烈。

倘若从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和全球视角来看，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并非史无前例。关于中国的分量和价值，以及优势大小，存在着史学层面的辩论，但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。事实上，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是回归了某种经济中心地位。

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潜力开始释放。如今，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，其融入全球经济的方式日益多元，影响力也愈加深远。如果互利共赢的原则得以贯彻，对于被排除在全球化价值链之外的地区而言，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欧阳安(Manel Ollé)，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亚太研究组成员，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系终身教授。从事16-17世纪中国海洋史研究，西班牙、葡萄牙东亚扩张史研究，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研究，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。在中国文学译介领域亦有突出贡献，将《唐诗选》《聊斋志异》和李清照作品译介到西班牙语世界，并担任两届黄玛赛中文学翻译奖评委。著有《中国事业：从无敌舰队到马尼拉大帆船》和《中国制造：现代中国的社会、政治与文化觉醒》等。